命运下半截的故事，早该被写进小说里了

（图/《芳名三九》）

鲁敏说，我们这代人走得太快了。从穷到富，从少到多，从慢到快，走了三四十年。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怎么面对失去，失去财富、情感、健康，甚至失去生命本身。失去的教育是缺失的，而《此时此刻》或许正是她想补上的一课。也许，换个角度看，“失去的尽头，是光进来的地方”。

被欺骗、被辜负、被命运抛下之后，一个人还能不能站起来？这是鲁迅文学奖得主鲁敏在新作《此时此刻》中直面的大问题。小说主人公艾胜春，是一个从中专毕业、从乡下走进城市的要强女性，前半生步步踩上节点的攀升之后，失败找上了她。十几个人跟着她投资进去的一笔大钱，一夜之间几乎归零。她之前所有的奋斗、骄傲，以及为之自豪的“能干人”的身份，连同她苦心维系的全部社会关系，一起崩塌了。

花城出版社 /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6-5

听起来是个令人窒息的开头。但鲁敏要写的，不是惨剧，而是惨剧发生之后，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，如何走过漫长的黑暗隧道，又如何在最灰暗的时刻，抓住一点点光亮，被一个其实“并不真正理解她痛苦”的人拉回来，被古老的情义、被平常的生活、哪怕是一桌热腾腾的饭菜给拉回来，直至可以用云淡风轻的语气来谈论丧失。

认识到资本的翻云覆雨，

新周刊：你曾在创作谈中提到，一个秋夜在湖南路上看到一位衣着鲜亮的人在墙角通电话，“嘴里结结巴巴吐出几串银钱数目，身子在晃，带着压抑的哭腔”。这个背影从此“把心扯在后头，跟树叶子一起在街角打转”。此后十余年间，这个形象是如何生长和累积，最终在50岁那年延展成为小说的？

鲁敏：那是一个让我始终记得的画面，那个穿着非常鲜亮的人，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突然失声痛哭。我凑近一听，他是因为一笔钱的损失。我当时对金钱对人的影响认识还不太深，只觉得这个人太失态了。但他那种痛苦的声音和姿势，像打开了一个机关一样，让我一直记着。

一旦留心，类似的消息似乎就特别多，身边能陆陆续续听到各种状况。有人相信“活鱼冷冻术”，那是一种骗术，说能把鱼冻起来再解冻变成活鱼，投了钱，以为是世界最先进的生物科技。还有“水变油”、古玩骗局、什么老干部秘书带人找项目……形形色色，层出不穷。到最近这几年，听到最大比例的，是各种投资失败。

可新闻只会报上半段：几百人上当，资金量几十个亿元。下半段呢？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？他们的生活到底如何往前走？是呼天抢地，还是从此落寞不起？没有人知道。上半截是戏剧性的，下半截才是深刻的。我觉得这种情境具有某种典型性和代表性，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写作者试图寻找的，具有某种症候性的面孔，或可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，虽然这句话讲得很老套，但它有的时候是有效的。

（图/《猎金游戏》）

新周刊：下半截的故事你是怎么找到的？

鲁敏：真正让我找到方向的，其实是一些特别平常的画面，我喜欢逛我家附近的小街小巷，常看那些铺子门面 ： 一会儿这家倒闭门面转让，一会儿那家又堆了两排花篮，新店开张，瓜子卖不动了改卖冷饮，缝补生意不行了改做猫狗衣裳。最震动的一次还是在路边，在家附近的超市门口，两个人坐在小墩子上抽烟聊天，一个戴棒球帽，一个领子竖起来挡风。他们很随意地闲谈，一个人说： “ 我家那点钱都没了。 ” 另一个说： “ 我也是。 ” 口气特别平常平静，就像聊菜价、血压和血糖。这话过去很久，他们的神态和口气我依然记得，他们的神经怎么能这么强健，令人尊敬，我觉得他们已经先于我的笔，找到了处置失去的能力与方法。就像农民面对旱涝灾害一样，这一代市民在被现代资本洗礼了十几年之后，他们已然认 识 到了经济生活的阴晴圆缺 、 起伏不定，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，虽然是从痛苦与翻覆中习得的艰难的进步。

在这之前，文学在处理这种与经济翻覆有关的痛苦，其模式往往带有古典主义或浪漫化审美。比如像《威尼斯商人》那样，简单谴责新兴资本的唯利是图；或者像中国古代戏曲里，“南柯一梦”之后，幡然醒悟，从此逍遥。但超市门口那两个人不一样。他们不是看破了躺平了，也没有撒泼打滚咬牙切齿。他们就是平静地如常地接受了，继续往前走，继续过日子。我认为这是更健康、更强健的现代人格，一种更普遍更民间的务实精神，这里头，含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格的成长。

最有感触的生活切片叠加在一起，

新周刊 ：在分享会上，李敬泽说，中国文学长期在土地、历史等主题上建构了成熟的伦理体系，而在经济生活这一主题上 “ 缺少范例和坐标 ” ，《此时此刻》填补了空白。小说里写经济生活为什么这么难？怎么去平衡书写经济机制与书写人的内心之间的关系？

鲁敏：一方面来讲，确实，我们中国人对谈钱有根深蒂固的羞耻感。记得有个脱口秀演员开玩笑，如果有人找他谈商务，他会让“助理”去谈，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小号。同样，我们同行之间跟出版社谈版税，常常都会说“您看着给”，会有些不好意思。这些随手可见的例子，正折射出我们骨子里浸泡了几千年的“君子不言利”的道德传统。另一方面来讲，还有一个障碍来自文学本身的传统。文学似乎更倾向于处理灵魂问题与精神生活，处理家国山河历史长卷等宏大题材。写经济生活，大家觉得那更像社会学领域或者是非虚构叙事。

当然我也有点固执，自己总在想，农民与大地的关系，人们在大地上的投入与收获，农民种地一年，收了多少斤谷子换了多少家用，这些是文学的；同理，你这一年找了什么工作、挣了多少钱、这些钱如何决定了你的心情和生活，不是一样的吗？市民与经济生活，就约等于农民与大地。金钱早就不是数字本身了,它决定了你每天吃什么，做什么选择，甚至决定了你的审美和教育。举个最小的例子：同样一片山水风景，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人看到的是荒凉，另外一个人看到的是春天生发的喜悦。经济已然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内部。

所以我说服了自己：表面上是金钱，往里走是生活，再往里走是精神和灵魂，走到尽头它就是人和世界的关系。我们和金钱的关系，折射出我们和世界的关系、和自己的关系。这当然是文学的。

（图/《温州一家人》）

新周刊 ： 但也有人说，把投资失败写进小说，太当下了，你在创作前也曾纠结，缺乏审美距离， “ 不够文学 ” 。为何会在写当下这件事上产生一定的焦虑？

鲁敏：焦虑到后来，慢慢就演变成挑战与动力，最终成了我选择写《此时此刻》的原因。

写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讲乡土关系和土地的情感，讲改革开放，确实是有成熟的稳定的叙事坐标可以参考。而当下生活，我自己也在其中，与所有人一样深感困惑和混沌，这种新鲜感受，如何进行文学化、审美化？没有范例。

但我越来越觉得，这种挑战是刺激的，也是良性的。与其在别人已经成功的脚印上再踩一脚，不如在没有路的路上试着走一走。可能走得歪歪扭扭，但我觉得有意义。滚烫的东西有滚烫的好处，那些给我讲故事的人，他们的痛苦和泪水都带着温度。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最有感触的生活写下来，很多切片叠加在一起，就构成了这个时代的面孔，一并汇入人类的历史。

传统道义碰到现代商业规则，

新周刊 ：在今天看来，当初看到的那个形象和当下的艾胜春之间还有哪些距离？作为写作者， 你 为艾胜春赋予哪些特质？或者说融合了哪部分自己的生活经验？

鲁敏：要强，要好。这样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走向。

我给她设置了一个特别的身份，中专生。20世纪90年代的中专和现在的职业中专不一样。那会儿是“掐尖”的。我是江苏盐城人，中考成绩全市前三名才考上江苏省邮电学校。当时国家急需各行各业的人才到基层，当时有财经学校、商业学校、测绘学校、林业学校……这批人学习能力非常强，成材之后能够迅速冲到一线去。但是他们到了社会上，跟大学生一比，文凭差了一截。考职称、竞聘、上领导岗位，都不占优势。这就催生出一种心理：我一定要证明自己。艾胜春就是这样，她觉得自己从乡下来、文凭不高，所以样样要干得比别人好，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

（图/《我的山与海》）

而且她不仅自己要强，还要带别人好，以证明自己的“高人一截”，她是个“女宋江”，所以她才要带着各路朋友一起搞钱，“要让我的穷朋友都变成富朋友”。这是她的优点，也是她的弱点。

新周刊：梁鸿评价艾胜春身上充满“传统道义逻辑与现代金钱规则的深度杂糅”，依靠古老的义气人情伦理获得周围人的信任与追随，投身的却是现代金融投资领域，这种性格怎么贯穿整个故事的？

鲁敏：投资失败后，她一开始是愤怒、自闭、自卑自弃，觉得对不起那十几个跟着她投钱的朋友。但当她的恋人徐展图因为女儿失业来求助时，请注意，又正是她“要强”的性格起了作用，她就是咬着牙也得爬起来帮这个忙。面子撑着，她不能倒。这个过程中，她慢慢发现自己这么多年积累了那么多社会资源，也慢慢发现她可以做起什么样的“实业”。

性格决定命运，她的要强成就了她，也导致她误入歧途。她的要强把她击倒，又让她爬起来。当然，还有另一个力量也在无意中支撑了她。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百香，是个在城北老街上长大的孩子，没什么大志向，处处顺水淌，但恰恰是百香以及她身后的那条老街，通过 “ 热乎乎的饭菜 ” ，让艾胜春从深渊中浮上了水面。两个女人之间那种并不深刻的理解，反而用 “ 四两拨千斤 ” 的方式拯救了她。

新周刊：塑造她时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

鲁敏：艾胜春决定爬起来，她做了一个小公司，终于挣到一点钱，为了唤回她的朋友们，决定按比例分给那些投资失败的朋友。这个分寸非常难把握。我找做金融的朋友把关。他们说，从现代金融规则来看，这并无必要，“投资有风险”是合同上写着的，你为什么为市场风险买单？他们认为她的选择既不理性也不符合现代资本精神。

但艾胜春身上有另一条逻辑。小说里，她在分钱之前讲了一个老故事。她小时候，邻居家有一个信用社的会计。每天晚上打老算盘把账算平。有时候有人存钱利息的尾巴是二厘、三厘，不够凑整的，但哪怕是这几厘，会计也会一一记下，直到凑成一分来，给人最终补上。这让艾胜春打小就笃信了这样一种信与义的承诺：人与人之间说了这件事，就一定会达成，包括金钱。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契约精神。更何况，身边这些人，是因为信赖她这个人而投的钱，他们几十年一起走过的人情是更重大的，这些人情是她作为人的一个道义。

（图/《中国合伙人》）

可问题是，这种古老道义碰到现代商业规则，矛盾就出来了，张力也出来了，现实性与时代性也出来了。艾胜春并不会变成“感动中国”模范，她不会卖房卖车去还债，或者像古书里写的以身饲虎、以死成义等等。她会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理性和有限度的道义。她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当一个好人，而是为了“艾胜春”这个人，她不想做一个觉得羞愧的人，她要做一个对得起自己名字的人。

新周刊：小说中除了艾胜春之外，还有失意研究员、搞钱姐妹等多重人物。所以你用了这些人物来构成一个“搞钱群像”？

鲁敏：生活中谁不会要挣钱呢，所谓鱼有鱼路，虾有虾路。但是，挣钱这事搞砸了怎么办？这也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群像。同样面对当下经济生活中的投资失败，不同人反应完全不一样。有的朋友要报复、要发泄仇怨，砸艾胜春的车、扎她的轮胎，有人从此觉得“再也不碰钱了”，企图闲云野鹤般地盘珠子钓鱼；有人坚定地继续搞投资，说“资本到底是这个世界上最刚硬的存在，我就不信了”。艾胜春属于那个爬起来继续干活、并通过干活来重新壮大自己的人。

萨特说，人是一切选择和行为的总和，并且为一切的选择负责。这听起来有点冷酷，但很真切。我只是把不同人的选择和行为放在一起，没有说谁高谁下。

有关失去的教育，是我们最缺的一课

新周刊：你如何理解自己这十年间题材的移动，从《六人晚餐》的工人群体、《金色河流》的民营企业主，到《此时此刻》的普通市民阶层？这种位移背后，是否有一个清晰的脉络？

鲁敏：《六人晚餐》写的是20世纪90年代下岗潮里那些往下走的人。《金色河流》写的是小老板们往上走的那一段。《此时此刻》是随着时间又往前走了一步，我们这几十年走得太快了，高歌猛进三四十年，现在全球经济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。我们要面对的，不再是简单的各样的失去，而是更复杂的、更陌生的命题：当你失去了那些附身的标签或身外的物质之后，你该怎么自处？你当如何理解这样的生活和世界？

这就触及一个问题：我们的教育教了我们太多“怎么得到和积累”，从来没有教过我们“怎么面对失去”。失去一段情感、失去一个职位、失去积累的财富、失去健康乃至失去生命，这种“失去的教育”是缺失的。似乎一旦失去，就是失败，如果失去重大，那简直就是天都塌了。

其实艾胜春真正成为她自己，不是在她前半辈子的上升期，恰恰是在失去之后。她以为自己靠步步为营的努力塑造了艾胜春，实际上是在失去的过程中，她才真正完成了人格的构建。一个人在功成名就时帮一帮朋友，太正常了。但在别人怨恨你、对你失望、跟你离散之后，你还能找到勇气并重建自我，这才是丰满的立体的了不起的生命。

（图/《风吹半夏》）

新周刊：小说的结尾处是看昙花，封面也是一朵昙花，这有什么用意？

鲁敏：小说最后，艾胜春和徐展图等一朵昙花开放。徐展图有点文人式的幽怨，说“多么美啊，可惜太过短暂，转瞬即逝”。艾胜春说：“但它已经足够长，这就是它的一生，已足够我们来欣赏。”

我们的一生其实跟昙花一样，在漫长的宇宙时间里，也相当于只有四五个小时，但它已经足够绚烂盛大。人生不能用得到或失去来简单评判。你不会因为失去就变得一无所有，也不会因为得到就拥有全部。所有时刻都不是孤悬的，花开的那一瞬间，前面有含苞待放的漫长孕育，后面有闭合之后的蛰伏与来年再次开放的可能。它构成了你完整的一生。

书封上有一句话：“在失去的尽头，是光进来的地方。”这是我最后想说的，失去的尽头，正是一个人的发力之处。你不会因为失去就彻底黑暗，光会从某个裂缝里透进来，给你一条很窄小但确实存在的路。一个人在失去所有附加之物的时候，或许才真正成为了自己，这时的重新站起，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力量。